您现在的位置:贝投体育大学资讯网 -> 首页 -> 凤飞文苑 -> 内容阅读

2013年中国新诗之一瞥

编辑:谭五昌  来源:贝投体育官网本站原创  时间:2014-09-04  点击:

    从外部诗歌事件的角度来看,2013年的中国诗坛颇不平静,从年初到年终,雷抒雁、牛汉、韩作荣、郑玲、东荡子、王乙晏等老中青诗人的相继离世,为诗歌界人士普遍带来了一种悲情的心灵感受与情绪体验。但在死神面前,诗歌写作的意义陡然被强烈的彰显出来了。而从诗歌写作内部来打量,2013年的中国新诗基本延续了近几年的创作格局与美学风貌,呈现出多元化、丰富性的创作路向与风格特点,在整体平静而稳定的艺术态势中凸显出2013年度中国新诗创作的实绩。综观2013年的中国新诗写作,大致可以归结为五种美学向度与艺术追求,下面结合相关的诗人文本来对2013年的中国新诗予以全面而简要的印象式概述。


向度之一:对时代境况、现实遭遇与历史记忆的诗性书写


    诗人是否面对时代、现实来发言,一直成为当代诗歌写作的重要伦理问题与诗知识题之一,当宏大叙事作为一种过时的美学原则被当下许多诗人自觉或不自觉的放弃,当诗人们过度沉浸于历史的个人化与碎片化写作而导致其作品精神视野不够阔大、社会情怀相对匮乏的时候,一种与主流意识形态并无必然联结的宏大叙事在当下诗歌写作中的出现,就有其诗学与社会学问学层面的合理性意义与价值了。换言之,部分当代诗人对大家这个时代中的重大社会问题、现象及包括诗人自身在内的人们现实生存遭遇,予以了充分的关注并自觉将之作为诗歌的题材与主题,体现出他们超逸常人的社会责任感及背后隐藏的人文情怀。对重大时代命题、社会现象与人类现实生存遭际的及时发声,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出了诗人的灵魂良知,因而这一“外向性”的写作倾向与美学维度不能否弃。从诗歌写作角度看,诗人着力处理的是时代经验与集体经验,而非个人经验(当然不能在两者之间作截然的区分),因而他们的作品常常唤起读者普遍性的时代记忆与社会情绪记忆,诗人们有意无意的为时代留下了一份诗性的文字记录。
    谷禾的《为京城的雾霾天气而作》就是这样的为重大时代与社会问题而及时发声的作品,诗人涉及的社会主题其实具有时代的普遍性,其生态学、伦理学的重要精神价值不言而喻,值得指出的是,诗人在处理这种重大时代与社会命题的时候,并未放弃美学的维度,他仍然追求社会学与艺术表现方面的平衡效果,试看该诗的结尾部分:
      
诅咒吧。祈祷吧
但你必须活下去,必须不被雾霾吞吃
从一条街道,到另一条街道
谁能唤回消失的阳光

——是的,你屈辱地
活着,不发出声音
窒息你的,不是石头和铁器
而是散不去的雾霾——它扼紧了你的呼吸

而你,必须发明一个癌症
来一遍遍赞美,这雾霾不散的祖国

    从中可见,作品中必要的想象力及反讽手法的运用,维系住了该诗的艺术品质。与此相似,熊国华以“2013年3月,浙江嘉兴数万头猪因食用加入有机砷的猪饲料添加剂内脏腐烂而死,尸体被抛到黄浦江中漂流游行”这一社会资讯为诗情激发点,创作了《猪族漂流记》一诗,它以尸体被抛到江中的死猪的视点与口气,叙述了一个让国人触目惊心的污染环境的重大社会事件。诗人在诗的结尾处这样愤慨告白:“大家集体在黄浦江上漂流|创造千古奇观||大家是猪八戒的子孙|祈望死后升天”,以内在的反讽手法有效的传达出国人共同的愤怒情绪,虽然词意有些浮露,但不失为诗歌介入社会现实的力量之体现。
    在彰显2013年度诗歌的现实品质这一美学向度上,不少诗人有着值得称道的表现,他们不仅着眼于重大的社会乱象与时代病症,更加关注自己及他人的现实生存境遇,以此标举诗歌的现实介入能力与美学特质。老刀的《我还住在老地方》叙述了自己的三口之家十年来一直蛰居在广州这座大城市一个20多平米的房间里,因为女儿的在场,诗人和自己妻子之间的正常夫妻生活与人性欲望遭到了长久的人为压抑,作品语言平实,语调平静,外冷内热之间蕴含的艺术张力令读者为之动容。野鬼的《十四行:给十六岁的阿文》则以诗人与一个出卖身体的豆蔻少女的偶然相逢为诗思切入点,点明了现实的残酷无情与少女命运的凄凉无奈所构成的对应关系,语言质朴,意象鲜明,情感真挚,读后令人情绪骚动而惆怅。除此之外,在现实题材的介入性书写中,沈浩波的《 一位喜欢演讲的中国作家》、严力的《一截截》、黄亚洲的《 贵都高速:陡坡脚隧道》、北塔的《雾埋大城》、宋晓杰的《黑》、夏花的《 谁,推倒了我的房子》、王春芳的《被贩卖的命运》、柳冬妩的《流水线》、刘旭峰的《北影厂门口》、黄梵的《女生校服》、张洪波的《在去涠洲岛的船上》、水笔的《今日死于明日》、胡建文的《北京越来越大》、方群(台湾)的《研讨会》等作品,均在全方位揭示人们现实生存境遇与维系文本诗性品质方面整体上做到了比较有机的平衡与融合,且体现出艺术风格的个性化与多元化倾向。
    与此相反,部分诗人则把目光后移,侧重于历史记忆的打捞与书写,当然,在具体写作过程中,诗人往往是通过个人记忆的方式来切入某一段历史。西川的《第五次写到童年》通过对自己童年经验的追忆性书写,呈现了一种荒谬性的历史图景与时代经验,诗作不容置疑的语言形式充分彰显出反讽性的艺术表达力量。王家新的《冰钓者》也是对少年经验的一次追忆性书写,其特定年代的垂钓场景与诗人的自由诉求构成了一种精神的悖论关系。子云的《胸腔中有匹悲伤的马在奔跑—给林昭》是诗人对作为文革极端年代中正义、真理化身的优秀女儿林昭的一种思想致敬与灵魂献礼,诗作语言质朴,情感真诚而炽烈。而周庆荣则把诗思扩大到五千年中华历史的回顾、打量与反思上,他的散文诗《数字中国史》以对数字的敏感性联想能力,营造了一个开阔的思想空间。刘频的《1945年早春:写日记的布劳恩•爱娃》则将回忆与想象的视角延伸到二战中的德国人物身上。更多诗人对记忆的书写不重点落在特定的历史记忆与时代图景上,而是重点落在个人的记忆与情感体验上,老诗人李瑛的《又闻布谷》、洛夫的《母亲的棉袄》等就是这类书写童年经验的精品力作,而中青年辈诗人高凯的《母亲在风中生火的情景》、马永波的《1970年的记忆片段》、高兴的《兄弟》、张维的《粮仓》、梁雪波的《那年夏天的绿皮自行车》等作品则以回忆性细节的精准描写与怀旧情感的生动表现而令人印象深刻。在此必须指出的是,诗人对历史题材或历史记忆的书写,并不意味着它在审美经验上是滞后的,相反,它常常具有经验的现实感或当下性,简言之,诗人们常常借助历史题材的书写来传达现实体验,或者说,是用当下经验来激活历史经验,因而,大家在这些贴上“历史题材标签”的诗作中往往能够感受到一种超越时间的强烈审美共鸣。

 

向度之二:回归内心世界的人性写作与神性写作


     与对时代、社会、现实的外向性关注有所不同,许多诗人在创作中对自己及他人的灵魂状态与精神状态非常关注,他们试图通过诗歌的方式完全回归并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因而他们专注于生命体验本身,由于体验的内容不同,可以区分为人性体验与神性体验两种体验形态,对应于人性写作与神性写作两种写作倾向,这种“向内转”的写作方式大大拓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与审美经验的深度与广度。
    人性写作建立在对于人性的真实性与丰富性的艺术化展示的基础上,在传达真、善、美的艺术使命中以真为基石,兼顾善,美次之,追求灵魂的真实呈现与情感表现的力度是人性写作的要义。已故诗人韩作荣的《自画像》堪称人性写作的典范性文本,诗人在作品中对自己真实的灵魂状态完全袒露并作了鲁迅式无情的自我剖解,他如此评价自己:“我是肮脏的,指甲一样坚硬的思想|藏污纳垢|即使剪去它们|又会偷偷长出来”,同时又这样表白自己:“自然,我也是高傲的|我的骨头坚硬,可以碎裂、绝不弯曲|我肮脏的血肉,宁可交给火焰|也不留给蛆虫”,由此生动勾勒出诗人真实、复杂而又血肉丰满的灵魂画像。

    与韩作荣的《自画像》相类似,一些诗人也直接以自己的灵魂状态作为观照与表现对象,寒烟的《四月:根的醒悟》、唐诗的《 我的痛不需要小小的果实收藏》、刘川的《筛》、湘夫人的《刀痕》、黄恩鹏的散文诗章《鲁沙尔镇的灵魂》(外一章)等均是表达灵魂痛感的优秀诗作。另外一批诗人,则将对人性的探讨与揭示投射到自我以外的人事景物的叙述与描写当中,侯马的《也许迎宾的确只有福克这么一个朋友》以公安司法题材为外衣,揭示了人本质意义上的寂寞与孤独感,大有深意。郑小琼的《同谋》、姚风的《大海为什么还在咆哮》、祁人的《那时》、石厉的《地平线》、大卫的《给李煜—-》、金所军的《花朵》、江一郎的《母亲》、王顺彬的《在梨花下思念母亲》、龙泉的《母子图》、韩庆成的《胡须》、吴海歌的《领带》、徐俊国的《除夕》、牧斯的《清明诗》、况璃的《乡愁的刻度》、唐德亮的《刮痧》、王桂林的《葫芦》、梅尔的《雅泉的夜晚》、金铃子的《尖刺》、王彦山的《自嘲帖》、冷先桥的《血脉深处》、艾子的《身为女人》、高艳国的《青春》、哨兵的《泪》、牛黄的《你是我生命中的一泓清泉》、卢卫平的《年近半百》、盛华厚的《来到德令哈》、西可的《落雪之前回家》、陈衍强的《再写母亲》、樊晓敏的《秦腔》、毛国聪的散文诗《在飞机上》、宓月散文诗的《峨眉遇雪》、王幅明的散文诗《残缺之痛》(外一章)等诸多作品以题材内容的丰富性呈现了同样丰富性的人性体验,在艺术表达上各具特色与亮点。
    与人性写作构成对应关系,神性写作在时下也颇为盛行。神性写作建立在人性写作基础上,是对人性体验的升华与提纯,简单说来,人性体验是一种包含有原罪感的丰富性生命情感体验,而神性体验则是一种以宗教敬畏感为基础的生命情感体验,神秘性、纯粹性、庄严性、宗教性是其主要的情感体验特质。因而,神性体验是人性体验的跃升阶段与至高境界,体现为以善为核心的真、善、美价值的全面融合,神性写作的独特价值由此得以充分彰显。作为一位神性写作风格一向极为鲜明的诗人,吉狄马加此次为读者奉献了 《圣地和乐土——写给海东的诗句》一诗,诗人以庄严的歌吟性调子,展示了青海东部土地的辽阔与神奇,诗中写道:“在那里。星月升起的时间已经很久,|传说净化成透明的物体。|这是人类在高处选择的|圣地和乐土。”带给读者的是灵魂洗礼般的阅读感受。梁平的《西川佛都》直接以特定佛教胜地为书写对象,从中提炼出禅宗的神圣体验,令人心旷神怡。林莽的《车过故乡》、李少君的《平原的秋天》、田禾的《爬山》、潘红莉的《那拉提空中草原的哈萨克少年》、刘春的《描述草原》、大枪的《牧羊人的早晨》、干天全的《你在草原起舞》、林雪的《除了葡萄》、洪烛的《高原红》、阿毛的《以风筝探测高远的天空》、亚楠的《塔尔巴哈台》、泉子的《空山》、阿斐的《长白山》、吴少东的《湖畔》、林之云 的《青海湖路上》、唐代晖的《明亮的星》、姚辉的《黄昏》、陈先发的《夜间的一切》、刘以林的《山居之夜》、熊焱的《夜晚的旅程》、陈美明的《从烟斗里吸出黎明第一声鸟啼》、谢长安的《星光夜夜钓走人类的孤独》、曹谁的《星宿海:宇宙的倒影》等诗人诗作,从对山川景物及整个宇宙的虔心观照、体验与描写中,营造出一个远离尘嚣、神灵降临的至高审美境界,使读者产生一种人神合一、肃然起敬的阅读观感。
    此外,大解的《此世》、娜夜的《白银时代》、张绍民的《神要我用诗荡平尘世》、沙克的《海市蜃楼》、黄礼孩的《给飞鸟喂食内心的彩虹》、杨林的《灯》、南鸥的《大家的爱情高过喜马拉雅——献给My》、鲁娟的《相遇》、李南的《诗歌和我》、林莉的《伦布什则》、施施然的《一个人的寺院》、童蔚的《雪崩匕首》、陆群的《岁月拷走了比我美丽的人》、王琪的《恩赐》、郭建强的《星宿海:宿命》、黄芳的《当你说我是天使》、凸凹的《事物,或后退的羊群》、叶开的《十四行之婉清》、金迪的《你不是大海》、张吉夫的《割》、乐冰的《气度》、倮倮的《安静的女人》、徐柏坚的《 致一百年以后亲爱的你》、洪老墨的《无形的丰碑》、过天舒的《仙境》、马启代的散文诗章《立秋书》(外一章)等一批诗人诗作则从对时光、人事、命运及生命本身的打量与回顾中,提炼出具超验色彩的神奇体验,并用充满神性意味的语言与意象呈现出动人的心灵造境。值得指出的是,神性写作这一写作向度在2013年度有着非常令人瞩目的表现,不仅数量较多,而且整体质量高,体现出对当下流行的日常化、世俗化写作趣味的审美反动,有效维护了诗歌写作的美学生态格局,值得充分肯定。

 

向度之三:超逸日常叙事的智性写作与形而上写作


    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以伊沙、徐江等为代表的口语写作型诗人长期固执于日常叙事美学原则的写作实践,但他们后现代主义式的日常生活现象还原的美学趣味在诗歌界内部并未取得广泛的认同与仿效,相反,有数量不菲的诗人在其创作中呈现出从日常生活中追求思想的发现,或者说用充满机智的思想感悟来超逸日常生活并照亮生命的智性写作倾向。
    在智性写作这一美学向度上,莫非的《呆瓜传》、商震的《结局》、吕约的《老子》、方文竹的《恬淡课》、潘洗尘的《就当他们是狠狠的教训生活去了》、南子的《清晨》、戴小栋的《晨起》、晴朗李寒的《幸福》、杨克的《石》、王西平的《模拟生活》等是2013年度中表现较为抢眼的代表性文本。莫非的《呆瓜传》是一个具有规模感的诗片段的组合体,它运用格言警句体来表达诗人对万事万物的独特感悟与见解,例如其中二个片段:“开花都是一样的”,“真理在握的人,往往羞于说话。”这样的诗句引发读者的是后续性的思考而非情感的共鸣。上述提及的诗人均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了对于生活带有智性色彩的思想感悟。
    更有一批诗人在智性写作倾向上有所超越,他们不大满足于从日常生活事象中去感悟、发现某种生活的真理,而是直接以生命与存在本身作为观照、凝思与表现对象,在超验性的想象、体验与书写中,表达自己对死亡、爱情、幸福、命运等抽象命题与精神价值的形而上体悟与思考,具有纯粹的哲思色彩或玄想意味。其中,树才的《雅歌》、子川的《浮云》、华万里的《想象中的死》、宁明的《墓碑》、吴投文的《空白》、海啸的《像死去一样幸福》、阎安的《鲸鱼》、第广龙的《人是一阵风》、荣荣的《亡我之心》、东荡子的《暮年》、潇潇的《秋天的树木》、马铃薯兄弟的《长腿的姑娘跨过了长江》、冯晏的《一只黑色甲虫》、杨北城的《爬山虎,在黑暗中转过身来》、江非的《路边的苦楝树》、印子君的《图书馆》、灵焚的散文诗章《一朵云的记忆》、海讯的散文诗章《大地》等可视作超验性叙事与形而上写作的代表性文本,这些文本主要集中于爱与死、物质与灵魂这类永恒性主题的形而上表达与探讨。例如,树才在《雅歌》中如此书写对“爱”的形而上体验:“我不应该羞于说我愛—|我甚至爱你的不在|我甚至愿意忘记未来|仿佛前面的路全是记忆|仿佛未来就是眼前”,以人子情怀言说出了“爱”的奇迹性质。而子川在《浮云》一诗中这样表达对人的尘世时间(生命形式)的有限性的认知:“你看不见往事前生|满目青山绿水|你只知道生命是那么短|短得难以置信”, 生命存在的短促与有限性认知以一种禅宗般的体悟方式呈现出来。第广龙的诗作《人是一阵风》表现出相同的旨趣与立意。华万里、宁明、吴投文、海啸、阎安、潇潇、荣荣、马铃薯兄弟、冯晏、杨北城等诗人在诗作中以各自的话语方式与艺术风格展开了死亡想象的审美书写,同时又将死与爱的内在缠绕关系带到阅读者的思想视野中来。简言之,形而上写作向度的存在是以哲学、宗教学与精神现象学为背景的,它无疑极大的提升了当代新诗写作的思想精神层次及艺术品味,树立了诗歌写作的终极性方向与目标。


向度之四:对应于事物的词语写作或修辞性写作


     众所周知,诗人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语言本身的焦虑。而语言(词语)意识的自觉也是诗歌本体意识自觉的重要标志。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诗人对于被表现的事物与作为表现媒介的语言的关系,已经具有深刻的认识,并将这二者的关系用“词与物”来加以简洁而精准的概括与命名,同时,许多理念先进的优秀诗人在诗歌写作中特别注重修辞效果,注重词语在具体文本位置中的排列组合,注重词语的命名功能,最终呈现出对于词语本身的优异想象力(例如欧阳江河与臧棣)。这种对应于事物的词语写作或修辞性写作作为一种美学向度在进入新世纪以来一直广受诗人自身重视,并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评判一个诗人的写作是否先进抑或滞后的重要标准之一。
    2013年,有一批诗人在他们的诗歌写作中充分彰显了他们对于词语的敏感把握、运用及表现能力,往往一个词语就成为诗人的创作灵感与动机,而事物就在词语的召唤与命名下呈现自己内在的秩序,谢克强的《一个词》、马莉的《一个诡异的词》就是这样的语言意识鲜明自觉的症候性文本。通过词语,大家能够真切的触摸这个世界与感知这个世界,并建立起与这个世界的精神对话关系。例如喻子涵的诗作《吕》,它通过对词语本身的想象还原了大家与事物本身的原初关系,试看作品的一个片段:

看来看去,这是两个同宗的口形,两个归来的声音。
智慧的古人早就说了:这是大音。
但是,要在心里才能听到。
然而,大家都需要一颗能感应声音的心。

    这样精妙的词语联想与表现无疑是令人赞赏的。此外,欧阳江河的《致鲁敏》、臧棣的《必要的天使丛书》、龚学敏的《在太原晋祠》、蓝蓝的《写诗》、潘维的《嘉峪关》、陆健的《一位美轮美奂的小诗人之歌》、谭延桐的《重新安排的名字》、熊国太的《观雷峰塔想到雷锋》、华清的《一滩白鹭》、李成恩的《弗兰德公路》、李小洛的《交换》、敕勒川的《写给杜甫》、董迎春的《语言的病房》、安琪的《林中路(给吴子林)》、牛放的《开江的心情》、关雎的《我的字母葡萄》、雪丰谷的《那个亲戚那个字》、竹君的《海盐》、赵历法的《我的江湖》、雪马的《减法运算》、语伞的散文诗章《人生之书》等一批诗人的作品在语言(词语)意识的自觉凸显方面均值得关注,它们或在修辞上成熟、大气,或在语言结构上善于经营,或在词语联想能力上不同凡响,在词与物关系的对应性书写中,诗歌作为一门语言艺术在读者那里光芒重现,再者,由于诗人对当下经验的有效传达及读者阅读趣味的到位把握,追求词语写作或修辞性写作的诗歌文本受到了专业读者与业余读者的普遍重视与认可。


向度之五:地域性写作或地方主义写作


     在当下,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大家的写作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之中,为了凸显中国诗人的学问身份及写作的有效性,对中国经验与本土写作的强调就成为中国诗人无可回避的艺术伦理。具体到当下中国的诗歌写作语境中,则必须强调一种地域性写作或地方主义写作,即诗人的写作须立足本土,深入挖掘本土生存体验,并在作品中自觉的融入本土的风土人情与审美学问经验,使得每位诗人的创作以充分传达地方性常识与地域性生存经验而具有独特学问精神价值,进而产生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近几年来,地域性写作或地方主义写作在诗歌界已达成了一种共识,已有不少诗人自觉的进行着写作实践并获得了比较广泛的认可。在地域性写作诗歌文本中,地域学问元素(包含民族审美学问元素在内)是其突出艺术表征,由此构成其独特的审美学问气息与价值。例如,来自广西的诗人汤松波在诗作《过苗年》中把广西苗寨人过年的民情风俗予以了生动的描述,来自湖南的诗人谭克修在诗作《父亲》中对湖南一些地方老年人生前买好自己墓地的特殊乡俗做了精彩的陈述,来自海南的诗人王凡与李孟伦分别在其诗作《渔火》与《让天地澎湃》中对南海风光及渔民的艰辛生活进行了艺术化的表现,来自云南边地的彝族诗人阿卓务林在诗作《沾亲带故的人》中对山地民族的生存环境与学问性格予以了真诚的还原式再现,来自西藏的诗人贺中在诗作《西藏歌谣》中则以民谣式语言传达了颇为浓郁的西藏风情。此外,鲁若迪基      的《好似一阵吹过故乡的风》、周瑟瑟的《洋猪》、漠血的《黑花朵传奇》、曹有云的《喜马拉雅雪豹之恋》、琼吉的《零点十分》、罗布旺堆的《玛吉阿米》、 李海龙的《春天的歌》、杨廷成 的《倾听麦子的声音》、单增曲措的《康定》、 陈树照的《柳树岛睡了》、李东海 的《禾木之夜》等诗人诗作均具有地域环境及地方学问特色,给人留下较为鲜明的印象。

     除了前面提及的五种诗歌写作向度(它们内部之间难免存在交集与重叠之处),还有不少诗人坚持传统的审美写作向度,其中,庄伟杰的《水,绵延的眷恋》、曾凡华的《诗之孕——贺鲅鱼圈北方诗歌创作基地揭牌》、骆英的《赤脚的痛》、桑克的《特征》、罗雨的《我并不在这里》、郭新民的《唐三彩》、姚江平的《一个乡村的夜晚》、爱斐儿的《小月河》、黄化斌的《金刀峡》、周占林的《一池莲花》、普冬的《时间书》、左右的《将来》、和克纯的《手捧空巢的老人》、林汉筠的《老渡口》、谢小灵的《坐在稻田里》、夏放的《逢雪过天安门广场》 、惠子的《静物》、蒋兴刚的《沈阳故宫》、路云的《款待》等一批诗人诗作,整体上具有较高的艺术品味与质量,它们以对诗歌特质的坚定维护与弘扬,滋润着人们日渐干枯的情感与心灵。
    限于篇幅,本文对于2013年度的新诗写作格局与美学面貌只能进行宏观性的粗线条扫描与简要评价,同样的,拘于自己有限的视野,不少诗人的佳作肯定有所遗漏。但是,这份并不非常全面的年度总结性文章,却让大家对2013年的中国新诗拥有一个良好的印象与期许,因为有那么多优秀的汉语新诗作品在刚刚流逝的一年时光中沉淀下来了。


2014年6月11日至13日  写于北京京师园

 

        (编辑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中心主任,著名诗歌评论家)

 

 

 

 

 

 

 

上一篇:我的家
精彩视频更多>>
热点推荐
Copyright @ 2008-2014 news.jsu.edu.cn Inc. All right reserved.
资讯热线:0743-8564834 投稿邮箱:jsunews@163.com 主办单位:贝投体育大学党委宣传部
贝投体育资讯网 版权所有 通讯员注册 通讯员登陆
XML 地图 | Sitemap 地图